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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子二明 · 何良俊

自三皇降而为帝,天下不复有皇矣。五帝降而为王,天下不复有帝矣。三王降而为霸,天下不复有王矣。然霸之后岂复有霸哉?仲尼之门,羞称五霸。盖以其疑于王,故严为之辨耳。自王而降即称霸,则霸亦岂可以易言哉?今世开口便说纯王之政,然究其所至,不知于霸者何如也。然五霸以齐桓为称首,而齐桓之所以霸者,管仲之力也。故孔子称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军,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未尝以仁许人,独称管仲曰“仁”,盖深与之也。然三王治天下之道,著于六经。齐桓定霸之迹,载在《管子》。今观《管子》一书,自“牧民”以至“轻重”凡二十四卷,其中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言、管子解、管子轻重,共八十五篇。而桓公之所以富国强兵取威定霸者,具在于是,是皆施之而有实效者也。则春秋战国诸子,其能若是班乎?

太史公《史记伯夷传》之后,即立“管夷吾传”。传中载其所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管子》八十五篇,大要不出此数语矣。

《管子》又曰: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于四极。故曰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此之谓内得。是故意气定,此数言亦似道家语。

《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战国诸人,唯功利是图,其能知礼义廉耻者,盖亦鲜矣。

又曰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源,使民于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源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其言皆切於治理,使有天下者举而措之,可以保常治矣。又岂特霸齐而已哉?

《管子》以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吡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于田野,处工必于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使旦暮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呜呼,由今之世,苟四民皆有定业,则民志定矣。民志定,而天下有不治者乎?

晏子则有《晏子春秋》,其所以治齐者,未必专于用墨,然观其宗庙之祀,豚肩不掩豆,瀚衣濯冠以朝,则亦俭而过苦。其术则本之墨氏。

法家者流,韩非、申不害、商鞅诸人是也。名家者流,彭蒙、田骈、慎到诸人是也。韩非有《韩非子》,申不害有《申子》,商鞅有《商君书》,慎到有《慎子》,世皆有其书。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与法争,其乱甚於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善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断法,国之大道也。慎子之言如此,而庄子以概乎皆尝有闻许之。余观其说,大率李斯之柄秦,用此道也。夫其说固自有此种道理。故人之生性刻急而速于就功者,不觉入于其中。然言法立而行私是与法争者是矣。至以尊贤为贤与君争者,是何等语耶?李斯信之,遂启坑儒之祸。呜呼,此所谓以学术杀天下者,非耶。

余观慎子之书,亦有切实最关于治理处。其言曰,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以钩策为均也。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龟,所以立公言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真可谓善于言名者矣。

《文子》曰:川广者鱼大,地广者德厚。其言博大,不专于刻急。

又曰:水虽平必有波,衡虽正必有差。

《文子》曰:文子问老子,法安所从生,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应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反己自正。其说甚平,名法之近道者。

世又有五子,盖鬻子、关尹子、尹文子子华子、鹖冠子是也。鬻熊是文王师,但其书不似周初人语,或者是伪书也。

太史公之论《韩非》曰: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可谓深得韩非之要矣。

韩非病治国者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廉直不容于邪枉。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难”五十五篇,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说难”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游,死不恨矣。”

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夫敬卿本儒术,而二子俱以名法显,竟以刻急自灭其身者,何也?或者得志之后,遂大背其师说耶。

太史公作史,以老子与韩非同传,世或疑之。今观韩非书中,有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于论赞中曰:申韩苛察惨刻,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则知韩非元出于老子。《韩非子》云: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生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人,学杂反行,明主弗受也。其意以为尧舜既无参验,是不足为,而但欲急近功以取效于目前者为得。呜呼,其卒至于亡国灭身,不亦宜哉。

《韩子》曰:规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奈之何。纬文琐语曰:战国文章,孟子、庄周而下,孙武韩非所为最善,余人莫及。

《申子》与《商君》书,皆韩非之类。然其连类比事,不逮韩非远甚。

《商君》书曰:凡人主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为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则是其术专以急功利为首也。

阴阳家,有“洪范五行传”、“黄帝占”、“师旷占”、“京氏占”、“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及天官书”、“律历志”、“五行志”诸篇。

纵横家,今《鬼谷子》、《苏子》、《樗里子》、《战国策》,诸书皆是。

兵家莫过于《孙武子》,其余《六韬》、《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玄女战经》、《尉缭子》、《吴子》、《李卫公问对》、《素书》之类,皆出其下。

《史记》中有环渊接子邹衍邹奭之徒。注云:接子二篇,邹奭十二篇。

《史记》又有剧子尸子,刘向《别录曰》:尸子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书二十篇,凡六万余言。

《艺文志》有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有吁子十八篇,名婴齐人。又有李子三十二篇,即李悝也,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医家,如《素问》《中内经》与《灵枢经》之类,盖深明于阴阳之数,而深文隐义,亦非后人可及。纵不出于岐伯雷公,或者是秦越人仓公所传,而本之于岐伯雷公者也。其次则《八十一难》,亦皆古先圣贤之书,皆能知气运之流变,血脉之盛衰,病因之浅深,治疗之先后。必能知此,则处方投剂可以取效。今世但以朱丹溪为儒医,学医者皆从此入门,而不知素难为何物矣。正如学者不体认《经书》,但取旧人文字模仿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学者以误国,医以杀人。其祸亦岂小小哉?

汉有张仲景,世称为医之圣。盖以其深明素难兼晓气运也。王叔和有《脉经》,则精通脉理。刘河间专言火,有《原病式》。张子和论汗吐下三法,有《儒门事亲》。李东垣以脾胃为主,有《脾胃论》。朱丹溪则言气血痰,皆因前人所未发。各申其见以补其所不及,学者当会其全可也。今但以丹溪为主,则是气血痰三者为足以尽天下之病哉。

世有《神农书》,盖孔门如樊迟请学稼。孟子时则许行为神农之言,或者是此辈假托为之耳。元魏贾氏有《农桑要术》,后有东《鲁王氏农书》,大率皆农家者流也。

世有《京房易传》,与焦贡易林郭璞洞林风角占诸书,此皆卜者之流。

世又有《唐子书》,《艺文类聚》引用。当是唐已前书也,所言是相法,或本之唐举。

《吕氏春秋》乃吕不韦之客所著。盖吕不韦既柄秦,遂招致天下之客,欲著书以自名家。故门下之客共成此书,大率亦名法之流。然文字尖新,不似先秦人语,又出于众人之手,言多舛驳。

汉兴,高祖时则陆贾上新语。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其言谓秦以暴虐亡,著秦之失,欲高祖之以王道致理也。

《新语》曰:君子为治也,混然无事,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人,亭落若无吏。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芸于野。若果能此,则去皞皞之风不远矣。

《袁子正部》云:淮南浮伪而多恢,太玄幽虚而少效,法言杂错而无主,新书繁文而鲜用。

文帝时有贾谊《新书》,大率皆论治,即以政事书演绎而广之者也。先儒谓谊通达国体,又其书所言,如铸钱储蓄劝种宿麦诸篇,则其学或本于管子。

董子天人策,其道术最正,此儒家者流也。今世所行《春秋繁露》,人谓其出于董子。然其言多禨祥谶纬,或者其本之《春秋》,而杂出于洪范《五行者》耶。

《淮南子》,亦是淮南王好客,而四方之客如太山小山八公之徒来从之游,遂共为此书。盖杂出于儒道名法诸家,天时地理无不贯综,博大弘衍,可谓极备。但其言舛驳不伦,亦以其成于众手也。桓次公《盐铁论》,盖次公见桑孔言利太急,故假诸文学与之辩难,言兴利固自有源,不专在刻。其言盖亦本之管子。

刘向《说苑》新序,盖儒家者流。其所载春秋战国之事,连类比事,成二家之言。于汉儒中最为雅驯。

汉末有杨子云,子云默而好深湛之思。作太玄以《拟易》,作法言以拟《论语》。而韩昌黎至比之荀子,其言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杨也,大醇而小疵。

苏子瞻云:杨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晦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

东汉有桓谭《新论》,王节信《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王充《论衡》。魏有徐干《中论》,所言虽各有意见,然不以道术名家。谓之曰:论,固自别于诸子矣。

隋末有文中子,其所著又有续诗,有元经以续《春秋》。其中说亦所以拟《论语》,观其所论,皆本之王道,当亦不在荀卿、扬雄之下。其道虽不得大行于世,至其门人薛收、房乔、魏征、李靖辈,遂以其学用之于唐,佐太宗开太平之业。

古人有言,譬文中子之于六籍,其犹奴隶也。夫六籍,六经也。苟得为其奴隶,则亦得以窥圣人之门墙,而非离经叛道者矣。

汉有《邹子》,书中言董仲舒事,或者即邹长倩与公孙弘书者是也。有《秦子》,载孔文举刑哭父赏盗麦者二事。有《玄晏春秋》,乃玄晏先生皇甫谧书也。有《郭子》,载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语及刘道真事。又有袁子,皆汉晋时人也。有《抱朴子》,葛洪所著,葛洪以仙术闻,盖道家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