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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尾龟》九尾龟清 · 张春帆

妓女生活与中国小说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唐代起,真可谓代有佳作。专门记载花丛艳迹杂事轶闻者,从唐代的《教坊记》、《北里志》,到晚清的《海陬冶游录》、《胡宝玉》,这些实录体的笔记小说,为我们了解青楼生活及其对历代文人思想、创作的影响大有帮助,可并非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唐传奇《霍小玉传》、《李娃传》等都以青楼女子为主人公,只是史家一般作为爱情小说来处理,并不十分注重其中"青楼"这一特殊背景的文化意义。清代中叶开始出现以妓院生活为中心的长篇小说,"狭邪小说"才作为一种次小说类型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鲁迅先生勾勒有清一代"狭邪小说"的发展脉络,殿后的就是这一部《九尾龟》,可见此书在小说史上有一定地位。

作者(张春帆,名炎,别署漱六山房,江苏常州人,卒于一九三五年)自称"并不是闲着笔墨,旷着功夫,去做那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33回)。可批评家们偏偏不领情,几乎众口一辞认定这《九尾龟》就是"嫖界的指南,花丛的历史"。说此书立意在警醒嫖界中人,作者大概不会反对的吧?第15回作者不就声称"在下这部小说,原名叫做《嫖界醒世小说》"吗?至于说"花丛的历史",那更是这部小说构思的中心。"在下这部小说,原名叫做《九尾龟》,又叫做《四大金刚外传》"(72回)。何以作者要故意否认自己的立意与构思呢?看来着眼点是"闲着笔墨"四个字。张春帆不过为突出"在下编书的一片苦心,一腔热血",强调此书"处处都隐寓着劝惩的意思"(33回),合于教诲文学的正路。

写青楼生活而又想突出劝惩教诲,这谈何容易。如《青楼梦》抒写"公卿大夫竟无一识我之人,反不若青楼女子,竟有慧眼识英雄于未遇时也"(《青楼梦·题纲》),那可以;如《海上花列传》感慨于"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故以"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欲令其"爽然若失,废然自返"(《海上花列传》第1回),那也可以。两者都目的明确,主题单纯,不若《九尾龟》之举棋未定--拿不定主意如何评价文人士大夫之出入妓院。

既然着意"借着那青楼中冶叶狂花的姿态,做一部世界上劝人讽世的清谈"(127回),小说中自然颇多关于嫖界的议论。第9回"章秋谷苦口劝迷途,陆兰芬惊心怜薄命"、第26回"说瘟生平心论嫁娶,评嫖客谈笑骂官商"、第31回"西安坊名士讲嫖经,高升栈优伶夸大口"、第137回"讲嫖经名士高谈,打茶围瘟生吃醋",众多高论合起来不外一句话:嫖界黑暗,无功架者不得妄入,有奇才者方可驰骋。前四十回着重写妓女奸诈瘟生受骗,章秋谷先后骂醒了方幼恽、刘厚卿、方子衡,还基本合着作者劝惩讽喻的"艺术宣言"。可着重点很快转移到章秋谷如何以盖世奇才征服一个个青楼女子,揭破一层层嫖界黑幕了。面对着妓女由于职业习惯养成的虚情假意,如何将计就计,不但不吃亏上当,还能占尽天下便宜,这里面的确大有诀窍。作者显然十分陶醉于这方面的经验,一再让小说主人公章秋谷大讲嫖经,其中被誉为"花柳场中千古不磨之论"的是这么一段:"第一不发标,第二不吃醋,第三不认真。久而久之,那些倌人就自然而然的同你要好起来。再用些体贴的功夫,温存的伎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怕他不一个个死心塌地"(31回)。描摹妓女无情,乃承袭《海上花列传》余绪;状写嫖客资格,这才是张春帆的"独创"。只是如此"嫖界指南",到底是警醒痴迷,劝人别嫖妓,还是传授经验,教人如何嫖妓?对此作者有个绝妙的解说:就看你有没有嫖客的资格。倘若有功架、有金钱、有相貌,尽可出入青楼;倘若没有,还是尽早回家,免得人财两空,还落个"瘟生"的绰号(9回)。也就是说,作者所再三吹嘘的"劝惩",并无一定之规,只是针对不够格的嫖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每次劝惩瘟生离开妓院的,恰好又都是这嫖界中的健将、福星章秋谷。价值标准的矛盾和混乱,使得小说中诸多堂而皇之的教诲,显得分外苍白无力,甚至虚伪造作。

清末民初,文人出入妓院乃家常便饭,说不上堕落或者淫荡,甚至还不无一点风流倜傥的味道。作者感情上完全认同于这种时代风尚,这从他对章秋谷等人的艳遇十分赞赏可以看出;可理智上还不敢丢下儒家伦理观念,不时还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道学面孔,颂扬孝子烈妇、夫妻相亲乃至家庭和睦,并对嫖妓表示一下小小的不以为然。小说一开篇就告诉我们,章秋谷之所以流连青楼,是因为他娶的女子太平庸,于是才"动了个寻花问柳的念头"(1回)。小说将结束时,作者又借老母之言为章的嫖妓辩解:"无非是为着心上不得意,便故意到堂子里头去这般混闹,借此发泄你的牢骚"(189回)。这可就有点不大地道了。恶,不敢恶到底;俗,也不能俗到底。小说于是显得粗鄙浅薄,不若真正的民间文学,即使恶俗也来得率真自然。

有趣的是,小说写的是苦涩的青楼生活,却给人过分甜腻的感觉。说到底,这不过是翻转过来的鸳蝴小说。就其伦理观念乃至艺术趣味,张春帆与同时代专写哀情小说的徐枕亚、李定夷并没多大差别,只不过把多愁多病的才子佳人,翻转成无情无义的妓女嫖客。表面上截然对立,骨子里却颇有相通之处。还不只是作者也十分偏爱"鸳鸯"、"蝴蝶"这一带象征意味的特殊意象,如"一双蝴蝶,可怜同命之虫;卅六鸳鸯,妒煞双飞之鸟"(12回)、"但为蝴蝶甘同梦,愿作鸳鸯不羡仙"(64回)、"颠倒鸳鸯之字,迷离蝴蝶之魂"(120回);更重要的是作者对青楼中唯一一对才子佳人章秋谷、陈文仙的爱情描写,便是道地的鸳蝴笔法。只不过平添了几分恶谑的成分:如此佳人知音,不但多情多义,还能帮着丈夫窃玉偷香。

就小说传统而言,由言情小说转入狭邪小说,是个很重要的转折。可惜这个转折主要源于时势的转移与青楼的演变,而不是作家艺术观念的发展。有清一代,"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6讲)。"近真"的《海上花列传》也不过是"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而已,并没有自觉发展现实主义小说传统;至于"溢恶"的《九尾龟》,则和"溢美"的《青楼梦》一样,不免有简单化、漫画化的倾向。"如今上海的风气,一天坏似一天"(159回)。风气之坏,在小说中当然首先体现为堂子里的妓女日趋势利奸诈。小说中不断有人慨叹从前的倌人如何风雅,如何有才情,如何情深意长;而如今的倌人则贪财、恶俗、只知拚命敲竹杠,"那杜十娘、霍小玉一般的事,非但眼中不曾看见,并连耳中也不曾听见过来"(9回)。大名鼎鼎的四大金刚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这就难怪章秋谷要纵论嫖界黑幕,一次次惩罚无情无义的妓女。其实并不全怪晚清堂里的妓女不争气,作者之着意横扫青楼,社会生活的感受可能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文学风气的影响。

这么一部所谓"寓言醒世"的大书,据说是"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场"(33回)。实际上官场在小说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章秋谷、贡春树等主要人物都是一介布衣,几个瘟生倒是有功名的,只不过在小说中跑龙套般一晃而过。唯一一个稍为重要的人物康己生康中丞,也是迟至79回才登场,前后活动不过十四、五回,况且所写并非其官场活动,而是卸任后寓居上海,因"帷薄不修,闹出许多笑话"。作者明明属意于青楼,却又不时拉扯上官场,来几句"现在的嫖界,就是今日的官场"之类挺解恨的警句(16回),这自然是受《官场现形记》等一大批谴责小说的影响。作者开篇声明此书是写"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可青楼生活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诱得作者"离题万里",以章秋谷的艳遇为叙述的主线。书中数次解说代表九尾龟的康己生的故事为何如此短暂,每次说法都不一样,而且都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很可能作者很快改变了创作初衷,只不过是随写随刊,只好在后面的章节不断补救、辩解。把一个官场的故事改造成一个青楼的故事,小说是扭过来了,虽说有点生硬;至于创作之初文学风格的设计,却并没因故事的替换而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官场现形记》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一时间此类"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谴责小说大受欢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各类"学界现形记"、"商界现形记"、"女界现形记"于是纷至沓来。《九尾龟》实际上正是在这么一种文学潮流中,把狭邪小说的"溢恶"推到极端,变成一种适合时人口味的"嫖界现形记"。

不同于一般的"现形记"之处在于,《九尾龟》同时还接受另外两种小说类型的影响:一是古老的侠义小说,一是刚刚输入的侦探小说。借小说主人公以自况,这是个古老的文学"神话",实在当不得真,没必要考察"论文则援笔万言,论武则上马杀贼"的章秋谷与他的塑造者张春帆之间的差距,关键在于,这个要功架有功架、要相貌有相貌、要才情有才情的理想嫖客,不单在嫖界很得妓女宠爱,处处占便宜;更难得的是他那古道热肠,自称要"做个现在的古押衙,再世的黄衫客"(137回),朋友有难,乃至路见不平,他都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惩罚邪恶。作者显然不懂武功,每到紧要关头,总是"好个章秋谷,忙者不会,会者不忙"这么两句,这当然无法跟真正的侠义小说一争高低。令人感兴趣的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不单应是"平康巷里的惯家",还应是"烟花队中的侠客"(136回)。于青楼中行侠使义,既有言情小说中才子的缠绵悱恻,又有侠义小说中英雄的粗犷豪侠,如此十全大补,亏作家想得出来。这种嫖客的理想化,刚好跟妓女的漫画化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出作家艺术观念中某种明显的偏差。

《九尾龟》中写武功处十分蹩脚,写侦探处也不见得高明。面对着形形式式的骗局,作家必须让章秋谷一层层揭开黑幕,方显出大智大勇。于是,小说花好多笔墨写章秋谷如何察颜观色推理取证,侦探、勘破各种奸谋。"自有个莫立亚堆的奸巧诈伪,就有个侦缉他的晤尔晤斯"(22回)。可借鉴福尔摩斯之探案,在晚清实在也是一种时尚,谈不上特别的创造发明。比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来,《九尾龟》的侦探故事显然嫩多了。或许是作者过于相信章秋谷的神机妙算,以至没有心机细细推敲,每每匆匆过场,故侦探部分没能给读者留下多深的印象。

章秋谷感情生活的呈现,固然是小说的重要部分;但章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主要还是个"功能性人物"。借助于章的交往、旅行,串联起各种奇闻轶事,展示各式各样的社会相,暴露嫖界的黑暗与没落,从而避免《官场现形记》一类小说结构过分松散的缺陷,获得一种表面的整体感。这一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等小说已经做到了。《九尾龟》突出之处在于,作者始终让章这一功能性人物同时介入故事进程,避免成为单纯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在这里,侠义小说、侦探小说的渗入无意中帮了《九尾龟》一个大忙。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方法,逼得作者不忍心让主人公坐视旁观。每当好人陷入困境,必然有人前来搭救。"这个人究竟是谁,料想列位看官,也不用在下做书的饶舌,一定知道是章秋谷了"(105回)。到了这个地步,人物塑造的真实感和丰富性自然不能不受损害,可小说却因此获得了结构上的完整和严密。而这在一味连缀轶事形同类书的晚清小说中,还是相当难得的。

《九尾龟》最为人称道的特点,是它部分采用方言写作。方言文学倘若指各地民间歌谣、戏曲曲艺,那自然是源远流长;倘以小说而论,真正的方言小说则在清末才兴起。明清白话小说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北方话各种方言间语音、词汇、语法相差不是很远,故渗入个别方言描写的小说,对一般读者的阅读并未构成很大困难。倘若大量采用吴语、粤语、闽语来写作,效果可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可能更恰切神妙地表现地方色彩及作家独特的艺术感受,另一方面则可能吓退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其他方言区读者。在二十世纪初,除官话(北方话)外,吴语和粤语是比较有资格推出自己独特的文学作品的。可惜晚清文坛上,出生粤语区的作家虽然不少,其中甚至有梁启超、吴研人、苏曼殊、黄小配等重要的小说家,可就是没有出现比较成功的粤语小说。晚清的方言小说主要产生在吴语方言区,这里有文学传统的原因,也跟文化氛围有关。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说过:"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的南蛮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对于晚清文坛来说,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一是当年的新小说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即使外地作家也能操吴语;一是晚清狭邪小说盛行,吴侬软语恰好最能表现青楼女子的聪明伶俐与故作娇羞。

在张春帆创作《九尾龟》之前,有两种类型的吴语小说,一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代表,一以张南庄的《何典》为代表。前者叙述语言用官话,人物对话用苏白;后者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全用北部吴语。张春帆另辟蹊径,《九尾龟》中只是部分人物对话采用苏白。不排除照顾外方言区读者的考虑,因纯用吴语对话的《海上花列传》"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同写青楼生活的《海上繁华梦》却"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孙玉声《退醒庐笔记》)。这种盛衰对比就在眼前,张春帆创作时自然不能不考虑吴语限于一隅这一事实。于是,《九尾龟》中出现这么一种奇异的局面,"什么人说什么话"--人物对话按身份严格区分,倌人操苏白,嫖客说官话。这样一来,外方言区读者可以大致读得下去,懂吴语者则更能体味其中北里娇娃的神态风情。只是方言小说经这么一改良,人物对话已不再具备写实的意义,而更多带有象征的意味。在小说中,用什么"话"开口,已经变成一种身份地位和文化修养的外在标志。这里,苏白已成了一种有特殊内涵的文化符号,它代表着晚清海上青楼女子所特有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乃至身段神情。以至章秋谷到天津、南京等地逛妓院,会因为听不到圆转流利的苏白而大失所望。好不容易碰到三个自称苏州人的倌人,一考,原来是冒充的。"苏、杭两处,是个繁华富丽的地方;苏、杭两处的女子,就也是个娇娆的尤物"(144回)。苏州人成了个荣誉称号,苏白成了妓女的"标准语言"。于是乎章秋谷津门点花榜,北人不录,扬州人也是一个不取。不操苏白者,"那里比得上苏州、上海人,一举一动,别有一种温柔软媚的神情"(155回)。苏白--苏州、上海人--苏州、上海的妓女--色艺俱佳的理想妓女。这么一来,方言的使用在小说中获得了更深一层的含意,而不再只是渲染气氛或者刻划人物。作者对苏白、对上海妓女的看法是否准确,没必要深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小说中吴语方言的理解和使用,已经深入到文化层面,这为以后方言小说的发展拓宽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