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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潮汕大饥荒

在81年前的今天,1943年5月20日(农历1943年4月17日),1943年潮汕大饥荒。

汕地区因为大半年没有下雨,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旱灾,饿殍满地,尸体遍野。根据灾后统计,死亡总人数超过一百万,不少家庭也在这一年支离破碎,留下一段让潮汕人心酸的历史

潮汕沦陷黑色记忆——潮汕大饥荒1943

1939年6月21日,约万名日军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攻占了国际口岸汕头市,开始了在潮汕地区长达6年的血腥统治。日军统治期间,潮汕地区渔民被禁止出海捕鱼,商业被日资公司垄断,物资奇缺。

1943年,因长时间的干旱天气,广东大部分地区水稻无法插秧。旱情加上日军的畸形统治,致使粮价飙升,食物奇缺,进而导致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

该年,广东全省饿死和逃荒的达300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饥荒尤以潮汕地区最为严重。严重时,潮汕地区每天有几百人饿死。死亡率最高的是汕头达濠镇,共饿死近一万人,占全镇人口三分之一。

▲1939年6月21日,日本南支海军部队在汕头附近海面登陆,汕头沦陷。

●“我们隔壁的亲房邻居阿烈姆,家境比较富裕,她有善良之心。她看到我和小妹饿成这样,说不行,这样下去一定得死。她在下米煮饭的时候每次就多下一碗水,多的这碗稀米汤就拿来给小妹和我喝,我们俩才不会饿死。” ——秦梓高

●“人死了,善堂就去收尸,没有棺材就用草席裹了埋葬起来,不夸张地说,早上你扛着死人,说不定下午你就被人扛着了。” ——吴七老人

那是1943年的夏天。大饥荒在广东潮汕地区蔓延开了。

12岁的秦梓高当时读小学四年级,住在普宁县流沙镇白沙陇村,亲历了刻骨铭心的灾难。

这场席卷广东大部分地区的饥荒,是民国最大的饥荒之一。1943年,广东全省饿死和逃荒的达300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饥荒以潮汕地区最为严重。

1943年,村里的铜锣声是秦梓高最害怕的声音。铜锣声一响,就意味着叫人让路回避,在饥荒中饿死的人被拉出去埋。“家属跟在后送葬。后来连家属都没人跟了,因他是家里最后一人,绝户了。死尸开始还有一副薄板棺材,后来没有棺材就用草席卷走。再后来,死人裹在破草席里,尸体都没包全。”秦梓高回忆。

▲1939年6月,行走在潮汕铁路线上的日本华南派遣军。

日军垄断汕头经济,日用品贵了三四倍

这场大灾肇始于日军入侵。

1939年,日军占领了汕头后,潮汕的经济被严重扭曲。《汕头市金平区大事记》记载,1940年,汕头的日本洋行林立,整个汕头商业金融被日军垄断,最大的企业福大公司和百兴公司,都是日军长官和其国内资本家投资的。那时,输入的货物要经过日本洋行,转到华商手中,再转到零售店去,这样下来日用品贵了三四倍。

秦梓高回忆,日寇侵略汕头时,汕头的工厂和手工作坊都搬移、停业,“潮汕地区日常工业用品,主要由汕头直供或转运,这些东西一下子就没有了,人们顿时感到生活用品奇缺,特别是上海的布匹与工业品货源全断,甚至连小小的上海产铅笔也买不到。”

以前由汕头的两家火柴厂供应火柴,日本人一来火柴厂搬走了,很难买到火柴。有人去富人家“借火”,就是去借火种来家生火煮饭。

日军不准渔民出海,把渔船凿沉

日军占领潮汕后,控制了海域,不准渔民出海捕捞,把渔船凿沉,怕渔民跑掉去通风报信,偷运物资入内地。这对于以捕鱼为生的沿海一带居民是致命打击。《广东省志·自然灾害志》记载,“沦陷后渔船或沉或毁,所存十无二三”。

对后来的大饥荒来说,日军最残酷的举措还包括对海运的控制。当时,广东属于缺粮省份,每年欠3个月粮食。潮汕是人多地少的地区,抗战前从东南亚进口大米糊口。日军阻断了海上贸易,等于切断了居民的生命线。

入侵封锁“侨批一断,我们就没得吃了”

在严密封锁中,日军断绝了另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侨批。侨批即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汇款和家书。当地每年有大量破产农民到东南亚国家打工,将收入寄回来养家。这当中包括吴七老人的父亲。

吴七是揭阳埔田镇长岭村人,幼时家庭贫寒。1923年,他出生时父亲就去了柬埔寨打工。吴七7岁时,父亲回来了,六年后父亲再次外出。“那时的风俗是过不下去就到国外打拼。日本人侵略中国,侨批就没寄了。侨批一断,我们就没得吃了。”吴七回忆。

罕见大旱“田已晒到龟裂”

大饥荒的直接诱因是大旱。1943年,广东省出现了长时间的罕见旱情,直到当年五六月才结束。《汕头市濠江区志》记载,“去冬以来大旱,无雨将近五个月,3月21日降雨,四五月复旱。”

“那一年也怪,本来春节过后,俗话说春雨连绵,但到了立春都不下雨。”秦梓高回忆,“要播种了,虽然没雨,从池塘车一些水来撒种,因播种一般是小面积,基本够用。春分过后就是清明,清明是插秧的季节。一般是清明时节雨纷纷,那时却根本没有雨意,没水不能办田。秧插不下去,这时候人心就恐慌。”秦梓高描述,不久“田已晒到龟裂了”。

▲1939年6月21日,日军毛利部队占领汕头市政府。

日商哄抬物价,汕头米价日涨数次

日军对潮汕当地经济的畸形管控,在大旱的推动下,终于酿造了恶果,其一就是粮价非正常地飙升,把民众逼入绝境。饥荒期间,汕头“米价日涨数次”。当年广东省政府粮政局《最近救荒工作实录》提到,“四月初,最贵之沿海各县,每市石米尚在千元内外,最高亦未超过一千六百元,不料旬日间,竟有突涨至四五千元者。”《揭阳民国日报》报道,1942年白米每斗83元,第二年2月涨到260元,5月涨至990元。

奸商乘机哄抬粮价,推波助澜。是年《最近救荒工作实录》提到,“敌伪乘我灾情,派遣汉奸潜入内地捣乱,高价抢购粮食,且收买期货,刺激粮价,冻结粮源,扰乱人心。”在汕头,日商横山洋行与日本军人开的永生和商号勾结,乘机抬高米价。

青年饿得偷吃东西,结果被活埋

种种外力作用下,死神笼罩了已经被战乱蹂躏的大地。

秦梓高记得,村里最先饿死的是一个看庙的庙祝。这个靠拜佛者施舍的老人,在饥荒中再得不到接济。

秦梓高乡里一个青年,饿得偷吃堂叔家的东西,结果被堂叔发现抓住。乡里族长说:“不行,乡有乡规,一定要把他弄死,不然的话东西都会被他偷光。”这个青年最后被活埋。

贩卖人肉的流氓被枪决

多地出现吃人肉、贩卖人肉现象。当地县志记载,在梅县的大埔百侯,有贩卖人肉的流氓被枪决。

在揭西县,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这个饿死6.8万人的县,有2.2万名少女婴儿被卖掉。

饿殍遍野,3岁小堂妹在家饿死

秦梓高家里有九人,他父母及七个子女。因家穷,就把他的一个姐和一个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他妹妹的买家也很穷,结果妹妹也饿死了。他二哥就去他姐夫家帮他们牵牛,他姐夫家比较富裕。二哥有了饭吃,躲过一死。

秦梓高亲眼看过饿死人。他叔父逃荒到陆丰甲子,留下了老婆孩子。“3岁的小(堂)妹在家饿死,我婶母在啼哭,我看到小妹放在菜篮里准备拿去埋。”后来秦梓高的婶母和另外的小孩都饿死在乞讨的路上。“我们不敢去认尸,认就要收尸,去哪里找钱和人掩埋?”秦梓高回忆。

秦梓高隔房堂姆,一家有三口,一个老人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在一家商店当店员,靠一点工资来养全家。饥荒中商店关门,他失业回家,全家生活没有着落了。“他母亲先饿死,他弟也饿死在家,人在哭,我不敢去看。他只有去乞讨求生。结果走没多远,已经没力支撑,就死在我乡不远的田地里。”秦梓高回忆。

潮汕每天几百人饿死,许多人家绝户

到处是死亡。潮汕地区沦陷区,每天有几百人饿死。其中汕头市每日死者近百人。死亡率最高的是汕头达濠镇,饿死病死近一万人,占全镇人口三分之一。《潮州市志》记载,“饿殍遍野,触目惊心。”由于饿死、逃荒,潮城原有13万人,只存5万多人。毗邻的陆丰县死亡及逃荒未回的共达13.3万多人。

当时霍乱等流行疾病伴随着大饥荒而来,致使许多人家成为绝户。秦梓高回忆,“当时饿民身体已极度虚弱,极易受疫疾感染。突然急骤发此病,出现吐泻不止,致严重失水虚脱心衰死亡。染上这病如无及时就医,短则二三天死亡,长则五七天也没命。这病又极易传染,因‘饿瘟’而全家绝户者都不少,其死亡人数与速度骇人听闻。”

死亡如此之多,当地的民间慈善组织善堂备用的棺木、麻袋用尽,只好将死者鹑衣裸葬。“人死了,善堂就去收尸,没有棺材就用草席裹了埋葬起来,不夸张地说,早上你扛着死人,说不定下午你就被人扛着了。”吴七老人说。

▲1939年6月,日军在汕头市区内上船搜查。

汕头老百姓抢食日军马粪果腹

在死神面前,食物是最重要的东西。据《汕头市濠江区志》记载,在汕头海面,饥民抢食一只已经发腐的死象,多人中毒而死。

汕头市老百姓抢日本军马马粪中残留谷粒洗后果腹。饥民挖观音泥粉、蕨根等充饥。

哄抢大量出现。当年4月,潮汕商人到平远县内抢购大米两船,被饥民争夺一空。5月,梅县数千饥民拦截、哄抢了运送11.3万多斤大米出境的官商船。

饥荒年,秦梓高吃过几种食物替代品。一种是香蕉头。“香蕉树成长后,香蕉果一成熟就得收割,要把蕉身砍掉才会再发芽长新苗。砍掉的蕉身既有水分又有甜质,大家争着要。存在地下的香蕉头也有营养成分。夜间乘主人不在就去偷挖香蕉头来煮,煮后虽然很苦涩,但毕竟可充饥。”

他吃过青金树叶。“青金树的树叶比较柔软,烫一下去涩水就可以泡汤吃。”但一棵青金树被饥民采摘,一下子连树皮也被剥完。

他还吃过龙眼核。“一斤龙眼吃剩下的核能有几两,找这一斤龙眼核,要找多久,很不容易。拿回家就先洗,然后用石磨磨成粉用水漂,漂水后出来有些白色沉淀粉状物。在锅里放点水煮成稀糊,大家就可以喝一口。”

最苦的东西则是药材土茯苓。秦梓高的父亲曾开过一家中药店。日本人一来,货源断绝,只好停业关闭。依靠开药店剩下的两大麻袋土茯苓,秦梓高全家挨过鬼门关。

为了生存,把屋顶梁锯下来卖掉

家里变卖东西谋生。秦梓高的父亲年轻时曾去泰国,回来时带了一条比较新的红羊毛毯。他拿这条毛毯换了几斤米。几斤米一家人吃了几天。“一点米煮一大锅水,其实是饮米汤。”

为了生存,家里甚至把房子的屋顶梁锯下来卖掉。三根梁锯一根出来卖,剩两根支撑,房子变成了危房。

秦梓高饿到脚水肿。那时外面很热,也没有力气出去,就坐在门槛的石阶上,有气无力地挨饿。他大哥当时23岁,但无工可打。他大哥也饿到脚浮肿,还得霍乱病,好在他父亲粗略懂一点医学常识,大量给他喝盐水,救了他一命。秦梓高的细妹才五岁,饿了老是啼哭,后来连啼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隔壁的亲房邻居阿烈姆,家境比较富裕,她有善良之心。她看到我和小妹饿成这样,说不行,这样下去一定得死。她在下米煮饭的时候每次就多下一碗水,多的这碗稀米汤就拿来给小妹和我喝,我们俩才不会饿死。”

▲1939年,汕头农民在日军监视下收割水稻。

江西逃荒路,病毙途中触目皆是

在死亡面前,30万潮汕居民逃荒外出,大部分逃到江西和福建。

但逃荒之路同时也是死亡之路。《广东省志·自然灾害志》记载,梅县人向江西逃荒,“弃子鬻婴,病毙途中触目皆是”。从潮汕沦陷区及兴梅向江西逃荒的难民,络绎不绝经过平远县。平远县政府在沿县境东西两条公路线上,设立7个临时救济站,见路毙者,雇工掩埋其尸体。

许多人用近20天时间,徒步六七百里到了江西。但他们发现,江西也缺粮少米,并没有如此多的耕地,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口。许多人只好再次折返广东,沿途乞讨。当时的大公报报道,大量难民坐在沙滩上,奄奄一息。

卖人论斤两,比卖猪卖狗还贱价

许多人被迫卖掉子女。据考证,在江西和广东交界的边境上,卖人论斤两,七八元一斤,比卖猪卖狗还贱价。

侨批断绝数年后,吴七家迎来了大饥荒。家里那时很穷,没田没地,他母亲就带着弟弟妹妹出去乞讨。他弟弟吃不饱,站不稳,逃荒时被卖给别人做儿子。

吴七家也跟着逃荒的人群逃到了江西。“一家老小,一手拎着被褥一手拉着小孩。”吴七回忆。他们家在江西干农活。到了冬天,天气特别冷,他们家不能忍受,只好返回广东。在回来的路上,吴七的弟弟走不动了,到了兴国县那里送给人做儿子了。

女孩子没人要,就偷偷放掉

“有些人去时是一家人,结果有的人死在半路,只个别回来。有一些忍痛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别人,开始的时候人家还要,后来女孩子没人要,就偷偷放掉,希望当地的人民来收留,救活她。”秦梓高回忆,“解放后,有些回来找父母,那时候被卖才几岁,总希望能找到父母,但有的因时间久远,家庭失散或搬迁找不到地址,无法找到亲人,成为终生憾事。这些当年大饥荒造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情景,实在太多太惨了。”

在逃荒潮中,吴七的村庄中有三十三户逃到了江西。当时潮汕地区很多人去到福建和饶平接壤的地方,发现那里地理条件不错,所以很多人就朝那个方向逃荒去了。“当时人们逃荒是有按照一定路径的,并不是盲目前往。肯定有人先过去那些地方,觉得那些地方条件不错,然后消息就相传。人们就是这样一批一批逃荒的。”

▲1939年6月27日,占领潮州的日军在广济楼上耀武扬威。

潮阳谷饶247户人家绝户

灾荒前全乡40944人,饿死938人,因饿自杀43人;逃荒1526人

当时潮汕地区半数沦陷,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无能为力。

广东省第五区潮汕专员公署于1943年5月20日召集各县长,开救济粮荒会议提出要平价卖米,要打击那些囤积居奇的不法米商。“但他根本没有号召力,灾情非常严重,有钱无米买。粮商能听政府的话吗,没用。”秦梓高说。

当年潮阳赤寮乡(谷饶)一份194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了大饥荒中社会的残酷和黑暗:农民被地主杀死,24人;农民被地主活埋,8人;灾荒前全乡9133户,40944人,饿死938人,因饿自杀43人;逃荒1526人;全家死亡247户;流为乞丐1843人;嫁妻卖儿362人;因争水械斗140宗,6人死亡。

很多年以后,这场罕见的历史悲剧凝固在汕头澄海的一首民歌中,“1943年那一年,春头大旱真惨凄,田头无水稻曝死,人无米食饿到断气丝,沟底挖泉无滴出,脚疯手软哭望天!”

▲潮汕大饥荒时期,灾民群聚汕头存心善堂门口等待施粥。

潮汕人最该记住的潮汕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