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潮汕大饥荒
在81年前的今天，1943年5月20日（农历1943年4月17日），1943年潮汕大饥荒。
汕地区因为大半年没有下雨，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旱灾，饿殍满地，尸体遍野。根据灾后统计，死亡总人数超过一百万，不少家庭也在这一年支离破碎，留下一段让潮汕人心酸的历史。
潮汕沦陷黑色记忆——潮汕大饥荒1943
1939年6月21日，约万名日军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攻占了国际口岸汕头市，开始了在潮汕地区长达6年的血腥统治。日军统治期间，潮汕地区渔民被禁止出海捕鱼，商业被日资公司垄断，物资奇缺。
1943年，因长时间的干旱天气，广东大部分地区水稻无法插秧。旱情加上日军的畸形统治，致使粮价飙升，食物奇缺，进而导致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
该年，广东全省饿死和逃荒的达300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饥荒尤以潮汕地区最为严重。严重时，潮汕地区每天有几百人饿死。死亡率最高的是汕头达濠镇，共饿死近一万人，占全镇人口三分之一。
▲1939年6月21日，日本南支海军部队在汕头附近海面登陆，汕头沦陷。
●“我们隔壁的亲房邻居阿烈姆，家境比较富裕，她有善良之心。她看到我和小妹饿成这样，说不行，这样下去一定得死。她在下米煮饭的时候每次就多下一碗水，多的这碗稀米汤就拿来给小妹和我喝，我们俩才不会饿死。” ——秦梓高●“人死了，善堂就去收尸，没有棺材就用草席裹了埋葬起来，不夸张地说，早上你扛着死人，说不定下午你就被人扛着了。” ——吴七老人
那是1943年的夏天。大饥荒在广东潮汕地区蔓延开了。
12岁的秦梓高当时读小学四年级，住在普宁县流沙镇白沙陇村，亲历了刻骨铭心的灾难。
这场席卷广东大部分地区的饥荒，是民国最大的饥荒之一。1943年，广东全省饿死和逃荒的达300万人，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饥荒以潮汕地区最为严重。
1943年，村里的铜锣声是秦梓高最害怕的声音。铜锣声一响，就意味着叫人让路回避，在饥荒中饿死的人被拉出去埋。“家属跟在后送葬。后来连家属都没人跟了，因他是家里最后一人，绝户了。死尸开始还有一副薄板棺材，后来没有棺材就用草席卷走。再后来，死人裹在破草席里，尸体都没包全。”秦梓高回忆。
▲1939年6月，行走在潮汕铁路线上的日本华南派遣军。
日军垄断汕头经济，日用品贵了三四倍
这场大灾肇始于日军入侵。
1939年，日军占领了汕头后，潮汕的经济被严重扭曲。《汕头市金平区大事记》记载，1940年，汕头的日本洋行林立，整个汕头商业金融被日军垄断，最大的企业福大公司和百兴公司，都是日军长官和其国内资本家投资的。那时，输入的货物要经过日本洋行，转到华商手中，再转到零售店去，这样下来日用品贵了三四倍。
秦梓高回忆，日寇侵略汕头时，汕头的工厂和手工作坊都搬移、停业，“潮汕地区日常工业用品，主要由汕头直供或转运，这些东西一下子就没有了，人们顿时感到生活用品奇缺，特别是上海的布匹与工业品货源全断，甚至连小小的上海产铅笔也买不到。”
以前由汕头的两家火柴厂供应火柴，日本人一来火柴厂搬走了，很难买到火柴。有人去富人家“借火”，就是去借火种来家生火煮饭。
日军不准渔民出海，把渔船凿沉
日军占领潮汕后，控制了海域，不准渔民出海捕捞，把渔船凿沉，怕渔民跑掉去通风报信，偷运物资入内地。这对于以捕鱼为生的沿海一带居民是致命打击。《广东省志·自然灾害志》记载，“沦陷后渔船或沉或毁，所存十无二三”。
对后来的大饥荒来说，日军最残酷的举措还包括对海运的控制。当时，广东属于缺粮省份，每年欠3个月粮食。潮汕是人多地少的地区，抗战前从东南亚进口大米糊口。日军阻断了海上贸易，等于切断了居民的生命线。
入侵封锁“侨批一断，我们就没得吃了”
在严密封锁中，日军断绝了另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侨批。侨批即海外华侨寄回国内的汇款和家书。当地每年有大量破产农民到东南亚国家打工，将收入寄回来养家。这当中包括吴七老人的父亲。
吴七是揭阳埔田镇长岭村人，幼时家庭贫寒。1923年，他出生时父亲就去了柬埔寨打工。吴七7岁时，父亲回来了，六年后父亲再次外出。“那时的风俗是过不下去就到国外打拼。日本人侵略中国，侨批就没寄了。侨批一断，我们就没得吃了。”吴七回忆。
罕见大旱“田已晒到龟裂”
大饥荒的直接诱因是大旱。1943年，广东省出现了长时间的罕见旱情，直到当年五六月才结束。《汕头市濠江区志》记载，“去冬以来大旱，无雨将近五个月，3月21日降雨，四五月复旱。”
“那一年也怪，本来春节过后，俗话说春雨连绵，但到了立春都不下雨。”秦梓高回忆，“要播种了，虽然没雨，从池塘车一些水来撒种，因播种一般是小面积，基本够用。春分过后就是清明，清明是插秧的季节。一般是清明时节雨纷纷，那时却根本没有雨意，没水不能办田。秧插不下去，这时候人心就恐慌。”秦梓高描述，不久“田已晒到龟裂了”。
▲1939年6月21日，日军毛利部队占领汕头市政府。
日商哄抬物价，汕头米价日涨数次
日军对潮汕当地经济的畸形管控，在大旱的推动下，终于酿造了恶果，其一就是粮价非正常地飙升，把民众逼入绝境。饥荒期间，汕头“米价日涨数次”。当年广东省政府粮政局《最近救荒工作实录》提到，“四月初，最贵之沿海各县，每市石米尚在千元内外，最高亦未超过一千六百元，不料旬日间，竟有突涨至四五千元者。”《揭阳民国日报》报道，1942年白米每斗83元，第二年2月涨到260元，5月涨至990元。
奸商乘机哄抬粮价，推波助澜。是年《最近救荒工作实录》提到，“敌伪乘我灾情，派遣汉奸潜入内地捣乱，高价抢购粮食，且收买期货，刺激粮价，冻结粮源，扰乱人心。”在汕头，日商横山洋行与日本军人开的永生和商号勾结，乘机抬高米价。
青年饿得偷吃东西，结果被活埋
种种外力作用下，死神笼罩了已经被战乱蹂躏的大地。
秦梓高记得，村里最先饿死的是一个看庙的庙祝。这个靠拜佛者施舍的老人，在饥荒中再得不到接济。
秦梓高乡里一个青年，饿得偷吃堂叔家的东西，结果被堂叔发现抓住。乡里族长说：“不行，乡有乡规，一定要把他弄死，不然的话东西都会被他偷光。”这个青年最后被活埋。
贩卖人肉的流氓被枪决
多地出现吃人肉、贩卖人肉现象。当地县志记载，在梅县的大埔百侯，有贩卖人肉的流氓被枪决。
在揭西县，饥民成群结队沿途抢食。这个饿死6.8万人的县，有2.2万名少女婴儿被卖掉。
饿殍遍野，3岁小堂妹在家饿死
秦梓高家里有九人，他父母及七个子女。因家穷，就把他的一个姐和一个妹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他妹妹的买家也很穷，结果妹妹也饿死了。他二哥就去他姐夫家帮他们牵牛，他姐夫家比较富裕。二哥有了饭吃，躲过一死。
秦梓高亲眼看过饿死人。他叔父逃荒到陆丰甲子，留下了老婆孩子。“3岁的小(堂)妹在家饿死，我婶母在啼哭，我看到小妹放在菜篮里准备拿去埋。”后来秦梓高的婶母和另外的小孩都饿死在乞讨的路上。“我们不敢去认尸，认就要收尸，去哪里找钱和人掩埋?”秦梓高回忆。
秦梓高隔房堂姆，一家有三口，一个老人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在一家商店当店员，靠一点工资来养全家。饥荒中商店关门，他失业回家，全家生活没有着落了。“他母亲先饿死，他弟也饿死在家，人在哭，我不敢去看。他只有去乞讨求生。结果走没多远，已经没力支撑，就死在我乡不远的田地里。”秦梓高回忆。
潮汕每天几百人饿死，许多人家绝户
到处是死亡。潮汕地区沦陷区，每天有几百人饿死。其中汕头市每日死者近百人。死亡率最高的是汕头达濠镇，饿死病死近一万人，占全镇人口三分之一。《潮州市志》记载，“饿殍遍野，触目惊心。”由于饿死、逃荒，潮城原有13万人，只存5万多人。毗邻的陆丰县死亡及逃荒未回的共达13.3万多人。
当时霍乱等流行疾病伴随着大饥荒而来，致使许多人家成为绝户。秦梓高回忆，“当时饿民身体已极度虚弱，极易受疫疾感染。突然急骤发此病，出现吐泻不止，致严重失水虚脱心衰死亡。染上这病如无及时就医，短则二三天死亡，长则五七天也没命。这病又极易传染，因‘饿瘟’而全家绝户者都不少，其死亡人数与速度骇人听闻。”
死亡如此之多，当地的民间慈善组织善堂备用的棺木、麻袋用尽，只好将死者鹑衣裸葬。“人死了，善堂就去收尸，没有棺材就用草席裹了埋葬起来，不夸张地说，早上你扛着死人，说不定下午你就被人扛着了。”吴七老人说。
▲1939年6月，日军在汕头市区内上船搜查。
汕头老百姓抢食日军马粪果腹
在死神面前，食物是最重要的东西。据《汕头市濠江区志》记载，在汕头海面，饥民抢食一只已经发腐的死象，多人中毒而死。
汕头市老百姓抢日本军马马粪中残留谷粒洗后果腹。饥民挖观音泥粉、蕨根等充饥。
哄抢大量出现。当年4月，潮汕商人到平远县内抢购大米两船，被饥民争夺一空。5月，梅县数千饥民拦截、哄抢了运送11.3万多斤大米出境的官商船。
饥荒年，秦梓高吃过几种食物替代品。一种是香蕉头。“香蕉树成长后，香蕉果一成熟就得收割，要把蕉身砍掉才会再发芽长新苗。砍掉的蕉身既有水分又有甜质，大家争着要。存在地下的香蕉头也有营养成分。夜间乘主人不在就去偷挖香蕉头来煮，煮后虽然很苦涩，但毕竟可充饥。”
他吃过青金树叶。“青金树的树叶比较柔软，烫一下去涩水就可以泡汤吃。”但一棵青金树被饥民采摘，一下子连树皮也被剥完。
他还吃过龙眼核。“一斤龙眼吃剩下的核能有几两，找这一斤龙眼核，要找多久，很不容易。拿回家就先洗，然后用石磨磨成粉用水漂，漂水后出来有些白色沉淀粉状物。在锅里放点水煮成稀糊，大家就可以喝一口。”
最苦的东西则是药材土茯苓。秦梓高的父亲曾开过一家中药店。日本人一来，货源断绝，只好停业关闭。依靠开药店剩下的两大麻袋土茯苓，秦梓高全家挨过鬼门关。
为了生存，把屋顶梁锯下来卖掉
家里变卖东西谋生。秦梓高的父亲年轻时曾去泰国，回来时带了一条比较新的红羊毛毯。他拿这条毛毯换了几斤米。几斤米一家人吃了几天。“一点米煮一大锅水，其实是饮米汤。”
为了生存，家里甚至把房子的屋顶梁锯下来卖掉。三根梁锯一根出来卖，剩两根支撑，房子变成了危房。
秦梓高饿到脚水肿。那时外面很热，也没有力气出去，就坐在门槛的石阶上，有气无力地挨饿。他大哥当时23岁，但无工可打。他大哥也饿到脚浮肿，还得霍乱病，好在他父亲粗略懂一点医学常识，大量给他喝盐水，救了他一命。秦梓高的细妹才五岁，饿了老是啼哭，后来连啼哭的力气都没有。“我们隔壁的亲房邻居阿烈姆，家境比较富裕，她有善良之心。她看到我和小妹饿成这样，说不行，这样下去一定得死。她在下米煮饭的时候每次就多下一碗水，多的这碗稀米汤就拿来给小妹和我喝，我们俩才不会饿死。”
▲1939年，汕头农民在日军监视下收割水稻。
江西逃荒路，病毙途中触目皆是
在死亡面前，30万潮汕居民逃荒外出，大部分逃到江西和福建。
但逃荒之路同时也是死亡之路。《广东省志·自然灾害志》记载，梅县人向江西逃荒，“弃子鬻婴，病毙途中触目皆是”。从潮汕沦陷区及兴梅向江西逃荒的难民，络绎不绝经过平远县。平远县政府在沿县境东西两条公路线上，设立7个临时救济站，见路毙者，雇工掩埋其尸体。
许多人用近20天时间，徒步六七百里到了江西。但他们发现，江西也缺粮少米，并没有如此多的耕地，容纳不了这么多人口。许多人只好再次折返广东，沿途乞讨。当时的大公报报道，大量难民坐在沙滩上，奄奄一息。
卖人论斤两，比卖猪卖狗还贱价
许多人被迫卖掉子女。据考证，在江西和广东交界的边境上，卖人论斤两，七八元一斤，比卖猪卖狗还贱价。
侨批断绝数年后，吴七家迎来了大饥荒。家里那时很穷，没田没地，他母亲就带着弟弟妹妹出去乞讨。他弟弟吃不饱，站不稳，逃荒时被卖给别人做儿子。
吴七家也跟着逃荒的人群逃到了江西。“一家老小，一手拎着被褥一手拉着小孩。”吴七回忆。他们家在江西干农活。到了冬天，天气特别冷，他们家不能忍受，只好返回广东。在回来的路上，吴七的弟弟走不动了，到了兴国县那里送给人做儿子了。
女孩子没人要，就偷偷放掉
“有些人去时是一家人，结果有的人死在半路，只个别回来。有一些忍痛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别人，开始的时候人家还要，后来女孩子没人要，就偷偷放掉，希望当地的人民来收留，救活她。”秦梓高回忆，“解放后，有些回来找父母，那时候被卖才几岁，总希望能找到父母，但有的因时间久远，家庭失散或搬迁找不到地址，无法找到亲人，成为终生憾事。这些当年大饥荒造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情景，实在太多太惨了。”
在逃荒潮中，吴七的村庄中有三十三户逃到了江西。当时潮汕地区很多人去到福建和饶平接壤的地方，发现那里地理条件不错，所以很多人就朝那个方向逃荒去了。“当时人们逃荒是有按照一定路径的，并不是盲目前往。肯定有人先过去那些地方，觉得那些地方条件不错，然后消息就相传。人们就是这样一批一批逃荒的。”
▲1939年6月27日，占领潮州的日军在广济楼上耀武扬威。
潮阳谷饶247户人家绝户
灾荒前全乡40944人，饿死938人，因饿自杀43人；逃荒1526人
当时潮汕地区半数沦陷，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无能为力。
广东省第五区潮汕专员公署于1943年5月20日召集各县长，开救济粮荒会议提出要平价卖米，要打击那些囤积居奇的不法米商。“但他根本没有号召力，灾情非常严重，有钱无米买。粮商能听政府的话吗，没用。”秦梓高说。
当年潮阳赤寮乡(谷饶)一份194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了大饥荒中社会的残酷和黑暗：农民被地主杀死，24人；农民被地主活埋，8人；灾荒前全乡9133户，40944人，饿死938人，因饿自杀43人；逃荒1526人；全家死亡247户；流为乞丐1843人；嫁妻卖儿362人；因争水械斗140宗，6人死亡。
很多年以后，这场罕见的历史悲剧凝固在汕头澄海的一首民歌中，“1943年那一年，春头大旱真惨凄，田头无水稻曝死，人无米食饿到断气丝，沟底挖泉无滴出，脚疯手软哭望天!”
▲潮汕大饥荒时期，灾民群聚汕头存心善堂门口等待施粥。
潮汕人最该记住的潮汕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