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发生毒气弹事件
在11年前的今天，2013年8月21日（农历2013年7月15日），叙利亚发生毒气弹事件。
当地时间2013年8月21日，叙利亚首都Arbeen，叙利亚反对派谴责政府军当天在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发起大规模化学武器(毒气弹)袭击，造成数百甚至上千人死亡，临时医院挤满受害者。但叙政府随后反驳称，在大马士革近郊使用化武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其中一个报告更指死亡人数多达1300人。叙利亚政府和军方否认动用化武(毒气弹)，而西方及区内国家，就呼吁联合国化武调查员，尽速前往调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有关报道表示“震惊”。
遇难者遗体
叙利亚毒气弹事件被美欧部分国家大肆炒作，矛头直指叙政府，迫不及待地为再次军事颠覆创造机会与条件。美国似乎已完全抛弃基本逻辑与公义，真相未解就动辄军事威胁，却对反对派盲信纵容，已属反常。
俄罗斯明确谴责是反对派发的，其他国家则谨慎表态。总得有人发吧，到底是谁发的?逻辑推理可以确定是反对派发的，政府军要发的话，早无数年前就打了。但是？有时就会被正常思维欺骗了。
今天以国家利益划分的丛林法则下，我们的世界黑暗与残酷依然，“普世价值”推销背后是残酷的利益博弈。
幸存者
点评：不要盲目相信任何权威与话语，自己从细节与逻辑判断真相。
巴森姆·哈达德：叙利亚问题的历史根源
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起因已经有很多说法了，但很少人有人关注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渊源。
从2010年12月阿拉伯的革命从突尼斯开始时，就有人对比过叙利亚和突尼斯的经济状况，也有人归因于长久以来的集权统治，但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场革命在此时发生，“社交媒体革命”的角度更模糊了真正的原因。
通过对2011年一系列事件更细致的分析，宗派和教派冲突理论一时很流行，但过去这些人却能够相处。后来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叙利亚是“抵抗帝国主义”的前沿。我承认地缘政治和外部干预的确会对叙利亚国内局势产生影响，但不应该和国内问题搅在一起。
叙利亚危机不能被简单的看成正反的对立，阶级、教派、地缘政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战略在一起促成了这场没有出路的动乱。
我之所以称其为危机而非动乱是因为，我并不确定现在整个地区发生的变化。有些政权易主了像突尼斯和埃及，但是不意味着会带来抗议者希望的结果。而像叙利亚政权，他其实仍有支持者。
经过一年的动荡之后，我们看到的抗议，已经受到欺压的，不满的群众自发的运动。现在是中长期的，有策略的对抗，参与者包括海湾国家、土耳其以及所有想在地区内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国家。
一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所共有的特征就是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这是自殖民时代结束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造成了整个区域的多米诺效应。这就是说，即使各国民众之间只有无形的，历史的，文化的以及政治上的联系，但阿拉伯人还是一个整体。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地区所有的抗议单独的分析。但每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了不同的走势。
另外认清在这个区域内和区域外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也很重要，个别国家间组成的联盟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利益决定着干涉和压力的本质和程度。
美国支持的沙特军队前往巴林平息当地的局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与巴林及其邻国，以及其他非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有关。外部对平息叙利亚局势的考量也是同理，但在政治的考量多于经济上的。
过去一年中对于腐败的愤怒不仅仅引起了中东地区的抗议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来民众的愤怒，包括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过去数十年政治和经济精英在面对民众暴动过程中不断加深的关系是我想讨论的。这种权钱结合在全球的政治经济界盛行，但在不同背景下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在很多阿拉伯国家，私有化进程是与其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最为相关的，但单这一方面并不是造成危机的原因。
要全面的衡量权钱结合的影响力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将现有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领域出现的病症一一分析：两极分化、贫困、镇压以及最终的爆发，千头万绪，以至于很多人图省事用文化来解释这一切。
但实际上，可以做到的是强调那些因为新精英主义、应对模式、抵抗、政府管理和生活标准而加剧的问题。
乍看起来，我们可以将权钱组合的影响分为至少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对2011年春天所发生的事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
从政治上讲，不管有没有其他因素的作用，过去数十年这种政治精英和财富精英的组合似乎为威权统治提供了支撑。
它能使现状合法化，因为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包括各种形式的“自由化”以及“国退民进”。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我们可以用“萌芽”，“增长”，或者“活跃”来形容，这被认为是政治“开放”，并由破除垄断而带来的经济环境“自由”。
这种变化还可以是“私有”领域的所谓增长，但这是建立在伤害国营的“公有”领域的基础上，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资源被认为是经济民主化的表现。
这种变化让外人看来很是欣喜，包括那些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的“国际社会”，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对于在2004到2010年的经济增长计划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并不认为以上是好的变化，因为补贴、就业和福利都在明显下降。
这种权钱结合的社会影响在2011年之前已经非常明显了。经济改革导致社会安全网(福利、补贴和就业)的摧毁，但这张网过去一直在支撑市场失灵带来的贫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实行以来，基本的医疗和教育都受到了影响。中东地区中低收入人群一直依靠补贴才能买上生活必需品，这种补贴包括小麦、面粉、糖和油。
从有到无的变化导致了两种危险的情况发生，一种是贫困(极端贫困)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越来越少，另外一种就是从“市场”中被排除出去，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未被记录在案的经济活动异常活跃。
埃及学者指出无论是世俗主义者还是伊斯兰主义者，对于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的支持都还在继续着，在革命之后依然如此。对于涓滴效应、紧缩预算、私有领域增长、自力更生和结束“大锅饭”的设想依然存在。
我不是不同意这样的设想，但这样的理论需要经过检验。我想说的是，还有别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但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进行再分配。
新精英主义以及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带来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在私营及国营领域工人阶层的利益的增长——其实没有什么增长。
从工人到商人，这一阶层力量的变化也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一部分。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权力、规则、法律逐渐从为工人服务转向为商人服务。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商会、农民联盟和工会逐渐由政府指派的人领导，但仍享受一些特权。
政治精英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为这一变化而做打算，但近几年的变化有新的特征。早前剥夺工人权利被看作是威权政治的专横，是有违“道德契约”的，但现在这被称作是“投资”和“增长”。
叙利亚的意识形态背景是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这是所有判断、标准、意识形态、宣传用语的基础，因此社会两极分化、贫困、落后被认为是“错的”和不可接受的。而今，这些后果成了新的标准，那就是“更好的”未来，这些都是通向富裕和高效率的必经之路，但被动乱打乱了，但并不意味着这种“零和”的发展方式就被遗弃了。
可能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出发，由新精英主义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大肆强调城市的发展(以农村和生产为代价)，以及非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主要就是消费。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是以制造业和农业为代价的(和土地改革以及其他法律相关)，这种增长为社会带来了不同的需要。比如说对于技术工人的需要明显减少，同时用来培育技术工人的教育以及培训系统也随着衰弱。
无论是任何在“新经济”政策下发展起来的领域，包括信息技术，实际上都是比其他国家远远落后的。他们太小了，无法替代其他领域的贡献，更不用说拿去国际上竞争。
这意味着每年成千上万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如果这种公共政策继续被新精英主义占据着，不管威权政府还是新成立的政府。
2011年春天所发生的事情与这场私有化改革的失败脱不开干系。无论是从民众的满意度还是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
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更有想象力的发展方式，能够发挥私营和国营优势，同时改善不同领域和地区的利益分配(比如工业、贸易、旅游业、服务业、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农业， 城市和农村之间)。
如果将现在的革命或者抗议的起因分门别类、对号入座成私营领域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新市场机构、新法令新法规、法制的做法显然是错的，但如果不从这些角度去分析，那么就很难充分理解这场动乱的深度、广度和烈度。
发展不仅仅是规则或者市场的问题，也不可能轻易解决。那些严重的偏差是从各种各样的持续的政治以及经济失衡中来的，是从对独立自主道路的否定中来的，包括个人的以及集体的。新的权钱结合放大了这些问题，如果不另寻出路，只会继续恶化。
权钱结合本身不足以导致持续的示威抗议。只有多项因素结合才能终止看似无法突破的恐惧。这些因素从结构上看一点也不严苛：政治和战略以及个人的考量最终扮演了重要角色，颠覆了平衡，出现不可想象的结果：叙利亚的示威抗议。
换句话说，在叙利亚的权钱结合带来的经济衰退之外，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专制统治，二是示范效果。经济严重衰退，精英控制公共政策，专制统治不能得到有效的修正。
多年来，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种高压锅效应，导致众多国民出现绝望情绪，受到影响的不止人们的基本生活以及政治自由的需求。更深入地观察这种局势，就会发现这些因素还深深地打击了人们的尊严。我认为，即使这种结果(人们的尊严受到威胁)也不足以在某些国家造成大规模动乱，尤其是叙利亚。叙利亚抗议示威爆发的原因是，人们觉得，现在，在突尼斯和埃及之后，人们也可以实实在在地为此做点什么了。
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因素下，在人们的尊严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一些策略性的准则或推动因素，激发大规模的动乱。许多观察者问，人们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生命，而且前赴后继，尤其是在叙利亚?完全是因为长期来人们遭受的伤害，伴随着寻找一条出路的希望。
然而，一些国家出现这种变化的时机不那么成熟，人们的不满并没有那么强烈，社会机制也不允许立即挑战或改变现状。叙利亚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也门也勉强符合。
时机成熟在这里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伤害以及更好选择的可能性还没能深入社会各阶层或各地区的核心。因此，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也就相对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