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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剂和解剖刀

“他是个抱住自己原则不放的极端分子,甚至是个狂人。”

“他是个想入非非的家伙,他写东西是想败坏青年男女的道德。”

“假如已婚和未婚男女听信了纪伯伦在婚姻问题上的主张,那么家庭的支柱就要倒掉,人类联盟的大厦就要坍塌,世界将变成一座地狱,它的居民将变成魔鬼。”

“必须战胜他写作风格中的美的倾向,因为他是人道主义的敌人。”

“他是一个亵渎神明,背叛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奉劝吉祥山上的居民拒绝他的教唆,烧毁他的著作,以便让他们的心灵免受其中某些内容的毒害。”

“我们读了他的《折断的翅膀》①,发现那是搅拌在肥油里的毒药。”

以上这些,是人们谈到我时的一些说法。他们说对了。我的确是个极端分子,甚至近于疯狂。我让我建设的意向趋于破坏。在我心中,有对人们视为神圣的东西的厌恶,有对他们所厌恶的东西的爱。假如我能连根拔除人类的风俗习惯、信仰传统,那我决不会有一分钟的犹豫。至于他们当中某些人说我的书是搅拌在肥油里的毒药,这话说出的事实却被厚厚的面纱掩盖着。事实的真相是:我并不把毒药和肥油相混合,我倒出的纯粹是毒药,——不过,是倒入透明洁净的杯子里。

这一段序言可能显得粗鲁冒昧。可是,带着粗鲁的冒味,难道不比带着温柔的背叛更好些吗?粗鲁冒昧是通过自身来显示自己,背叛却穿上了为别人剪裁的衣服。

东方人要求作家像蜜蜂那样,翩翩飞舞在田野上,采花酿蜜,营造蜂房。

东方人喜欢蜜,以为除了它就没有更好吃的东西了。他们吃蜜吃得太多,以至他们自己也变成了蜜,在火的炙烤下流淌着,只有放在冰雪里才能凝聚。

东方人要求诗人在他们的当权者、统治者和大主教们面前焚香膜拜。东方的天空已经布满了御座前、祭坛上、坟莹间升腾的烟云。但他们还不满足。

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出现了和穆台奈比相似的赞美者,和罕萨②相辉映的哀悼者,以及比萨菲丁·哈里③还文雅的报喜者。

东方人要学者研究他们父辈和祖辈的历史,深入细致考察他们祖先的遗迹、风习、传统,要学者在他们冗长的语言,不胜其多的派生词,繁琐的修辞法之间消磨时光。

东方人要求思想家给他们复述白德巴④、伊本·鲁什迪④、艾弗拉莫·希尔亚尼、约那·迪马什基等说过的话,要求思想家写文章时,切勿逾越愚蠢训诫和拙劣指导的界限,以及随之而来的格言和经文的界限。一个人若和这些经文保持一个调子,他的生命就会变得像阴影下苟活的草芥一样,他的思想就会变得像掺和了少量鸦片的不冷不热的水一样。

总而言之,东方人仍然生活在昔日的舞台上,他们倾心于开心解闷的消极事物,讨厌那些激励他们、使他们从酣梦中惊醒的简单明了的积极原则和教诲。

东方是一个病夫,灾病轮番侵袭,瘟疫不断滋扰,他终于习惯了病痛,把自己的灾难和痛苦看成是某种自然属性,甚至看成是一些陪伴着高尚灵魂和健康躯体的良好习惯;谁要是缺少了它们,谁就会被看成被剥夺了高度智慧和高度完美的残缺不全者。

东方的医生很多,他们守在他的病榻边,交换着对病情的看法。他们不开别的药,专开只能减轻而不能治愈疾病的临时麻醉剂。

而这精神麻醉剂,又种类繁多,形式各异,颜色有别。其中一部分是由另一部分产生出来的,就像瘟疫和病虫害那样,这部分受那部分的传染。每当东方感染上一种新的疾病时,他的医生们就给他开一副新的麻醉剂。

促使这些麻醉剂问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最重要的原因是:病人屈服于著名的天命哲学,医生们则胆小怕事,他们担心加剧有效药物带来的痛苦。

给你举几个东方医生用来医治家庭、国家和宗教疾病的麻醉剂和镇静剂的例子:

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具体问题,男人讨厌自己的妻子,女人讨厌自己的丈夫。于是夫妻争吵起来,殴斗起来,相互疏远了。但不过一天一宿,男方的亲属和女方的亲属就聚到一起,交换经过文饰的意见和经过推敲的想法了。

他们一致同意让这对夫妇重归于好。于是,他们把妻子叫来,用能使她羞惭但不能使她折服的虚伪教训去麻痹她的感情。然后,又把丈夫叫来,用能软化但不能改变他思想的花言巧语和谚梧格言去迷惑他的头脑。这样一来,一对精神上已经彼此厌弃的夫妻和好了——暂时地和好了,两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勉强回到原先的居室,重新在一个屋顶下生活,直到镀金的漆皮“剥落”,家人亲友施用的麻醉剂失效。于是,男人重又表现出他的厌恶和嫌弃,女人扯下掩盖其不幸的面纱。但是,那些制造了第一次和好的人还要来第二次,那些尝到过一点麻醉剂滋味的人,也不会对一只满盈的杯子表示拒绝的。

有人起来造专制政府或陈旧制度的反,他们组成旨在复兴和解放的改良团体。他们勇敢地发表演说,热情书写文章,张贴标语口号,派遣代表团和代表。但是,不过一个月或两个月功工夫,我们就听到,政府监禁了团体的头头,或委派了他一个什么职务。改良派呢?我们再也听不到它的一点消息了,因为它的成尺已经饮了一点名牌麻醉剂,重又回到安静和驯服中去了。

一派人,为了一些根本性问题,造了他们宗教首领的反,他们批判教长本人,否定他做的一切工作,对他的言行表示厌恶,还用改信另一个近于理智而远于愚昧荒诞的教派来威胁他,可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听说,国家的智囊们已经消除了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分歧,用神奇的麻醉剂恢复了教长的尊严,并将盲目服从重新置于大逆不道的被统治者的心中。

软弱的被征服者受到强大的征服者的蹂躏,这时邻居对他说:“别作声!因为对抗的眼是穿透一切的箭。”

农民对修士们的虔诚表示怀疑,于是朋友对他说:“要沉默!因为书上说‘听其言,导其行’。”

学生反对死记硬背巴士拉和库法①学派的语言学论文,他的老师便对他说:“偷懒和懈怠者在力自己寻找比罪恶还丑陋的托辞。”

姑娘不愿遵循老年人的习俗,于是母亲对她说:“女儿并不比当妈的强,因为我走过的那条路你也正在走。”

青年要求说明宗教义务的意义,于是神父对他说:“谁不用信仰的眼睛去看,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只能看到烟与雾。”

昼夜转换,时光就这样流逝了,东方沉睡在他那柔软的床榻上,跳蚤咬他时,醒来一会,然后又睡去了。由于流进他血管中,渗进他血液里的麻醉剂的效力,他平静地睡了整整一辈子。而当一个人站起来,对着酣睡者大喊大叫,使他们的屋宇、庙堂、法庭充满喧嚣时,他们才睁开朦胧的睡眼,打着呵欠说:“太粗鲁啦,一个自己不睡也不让别人睡的青年!”尔后,他们又合上了双眼。对自己的灵魂耳语道,“他是一个不信神的家伙,一个叛教者,他正败坏着青年一代的道德,摧毁着祖祖辈辈营造的大厦,用毒箭中伤着人类。”

我曾多次问过自己,我是否属于这些不愿饮用麻醉剂和镇静剂的清醒叛逆者之列?我的回答曾是含混不清的。可是,当我听到人们亵渎我的名字,对我的原则嗤之以鼻时,我明白了,我确实醒着。我懂了,我不属于向甜蜜的梦和可爱的幻想屈膝投降者之列,而属于那些生活让他们走在既布满荆棘,又洒遍鲜花;既藏卧着豺狼,又飞翔着夜莺的羊肠小道上的寻求孤独者之列。

假如清醒是一种美德,那羞怯一定会阻止我去炫耀它。但它并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个突然出现在寻求孤独的那些人面前的奇异真理。它行进在他们的前方,他们情不自禁地跟随其后,被它那看不见的线牵引着,盯住了它那庄严的意义。

在我看来,羞于宣布个人的真理是一种明显的伪善,东方人却称之为有教养。

明天,文学家兼思想家们读到以上这些文字,将烦躁不安,他们会说:“他是一个过激分子,是从阴暗面看待生活的,所以他看到的只是漆黑一团,——只要他站在我们中间哀号痛哭,为我们流泪,为我们的处境叹息。情况就是如此。”

让我对这些文学家兼思想家们说,我为东方痛哭,是因为在尸床前跳舞是十足的疯狂。

我为东方人流泪,是因为在病人面前欢笑是加倍的愚蠢。

我为那可爱的国家哀号,是因为在盲目的受害者面前歌唱是瞎子的无知。

我之所以过激,是因为那些温文尔雅地表述真理的人,只说出真理的一半,而另一半却被阻挡在他们对人们的看法和说法的恐惧之后。

我看到腐烂发臭的尸体,想要呕吐,我的五脏六腑翻腾不休。我不能安坐在它的对面,右边放上一杯饮料,左边再放上一块甜点心。

倘若有谁想用欢笑代替我的哭号,想把我的嫌恶变为同情和怜爱,把我的激烈变为平和,那他就应该让我在东方人中看到一个公正的统治者,一个正直的法官,一个做他教导别人也去做的事的教长,一个用看待自己的眼去看待自己女人的丈夫。

假如有谁想要看我翩翩起舞,听我奏乐敲鼓,那他就应该邀我到办喜事的人家去,而不应让我停留在坟茔之间。

(李唯中 仲跻崑 伊宏译)

① 《折断的翅膀》;是纪伯伦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 1911 年。小说通过第一人称的追忆和叙述,再现了美丽善良的黎巴嫩少女赛勒玛的爱情悲剧,作品充满了对虚伪法律、宗教势力和传统习俗的揭露和谴责。

② 罕萨(575?—664?):阿拉伯古代女诗人,曾写著名的哀悼诗,悼念被杀害的兄弟和战死的儿子。

③ 萨菲丁·哈里(1277—1349):阿拉伯古代诗人,是最早编纂修辞学著作的作家。

④ 白德巴:阿拉伯文学名著《卡里来和笛木乃》中的印度大哲学家,曾为国王修书而得褒奖。

伊本·鲁什迪(1126—1198):阿拉伯古代哲学家,精通语言、法律、诗歌、医学、天文和数学。

① 巴士拉和库法是伊拉克两重镇,阿拔斯王朝时,在这两座城市里诞生过最早的阿拉伯语言学家。